只有國家真正的強大

2018-07-22 06:02

在香港,張浚生先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部長。1987年起任香港分社副社長,以後還兼任分社新聞發言人,主管新聞、出版、科技文化、教育、體育、外事等工作。張浚生告訴筆者,在剛到香港的日子裡,每逢假日,他總是從跑馬地坐上叮噹車,從港島西一直坐到港島東,觀賞維港的美麗景色,了解香港的風土民情。

1984年深秋的一天,時任杭州市委副書記的張浚生接到通知,需要他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這是一個全新的、過去從未接觸過的領域。當年張浚生談到這裡時,笑著對筆者說,當時他看著窗外,西子湖山色空濛,水光瀲灩,多美的西湖,多美的杭州……不過他更明白赴港工作的重要意義。

浙江大學黨委原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原特邀顧問張浚生先生2月19日下午3時15分在杭州逝世。

張浚生感慨地說:“來到香港後,時間越長,越感到工作的意義重大;並且隨著工作時間的延長,越來越深刻地增強了自己的國家、民族觀念和責任感;特別是感覺到,只有國家真正的強大,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外交鬥爭中取得勝利。這一點在工作中的感觸特別強烈。”

半年之後,1985年7月,張浚生赴港上任。這時正是《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後一個多月。本來他是準備來香港工作兩年的,誰知一幹就幹了13年,經歷了香港整個過渡期。

1997年香港回歸時,張浚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曾經對我自己能在香港直接參與收回香港的工作講過一句話:生逢其時,恭逢其盛。我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能夠平穩過渡,並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當然讓人十分高興!”

張浚生1936年7月出生在福建長汀。張浚生曾告訴筆者,他的家鄉是閩西山區裡一座秀麗的小城。抗戰時期是後方,福建的福州、廈門,江西的南昌等許多機關、學校遷到了這裡。因此,小城也成為日本侵略軍飛機空襲的目標。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2月19日不幸病逝,消息傳來,令人痛惜。張浚生與紫荊雜誌社有特殊的感情。2015年10月,已經離港多年的他還給紫荊雜誌社來信,信中寫道:“可能是因為我與《紫荊》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每期都會仔細拜讀。”如他所言,他長期關心《紫荊》雜誌發展,從雜誌創刊起,就一直給予寶貴意見,令雜誌社同仁受益匪淺。他的逝世帶給雜誌社同仁無盡的緬懷,本文就是本社原副總編輯對他的追思回憶。

張浚生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在香港回歸前後,作為香港媒體人,筆者在工作中有幸與他多有交往,親身感受張浚生先生的才思敏捷和對年輕人的循循善誘、諄諄教誨,因此也有幸聆聽了張浚生先生講述他的人生經歷,尤其是與香港的不解之緣,至今記憶猶新。

張浚生隨口能背出許多先烈們拯救危亡的壯烈詩篇。這些詩篇在他心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時時激勵著他要為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作出自己的貢獻。張浚生中學畢業後,1954年考上了浙江大學機械系光學機械儀器專業,1958年畢業後留校執教長達25年。1980年,張浚生任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1983年調任中共杭州市委副書記。

1998年,張浚生先生回到浙江工作,任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大、浙江醫大四校合併領導小組副組長,新浙大籌建小組組長,浙江省政府特邀顧問。在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中,張浚生充分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影響和人脈關係,曾聘請金庸先生擔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邀請愛國愛港商人支持浙大建設,繼續著他與香港的不解情緣。

張浚生回憶道,他剛到香港的時候,市民談論移民成風。他們專門請了顧問公司就此問題進行調查。結果表明,移民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為了家庭團聚;第二種是香港大學學位不夠,中學畢業生要到美加等地念書;第三種確實是有些港人對“九七”有擔心和疑慮而移民。這家顧問公司分析: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什麼時候都有,難以避免;第三種情況能否避免,要視中國政府的對港政策能否堅決貫徹執行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打消他們的顧慮。

作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新聞發言人,張浚生對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準確把握和解讀,加上他的機智與豁達,為他在香港社會各界中贏得了廣泛的知名度和極好的口碑。張浚生說:“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務很明確,就是按‘一國兩制’的方針,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使香港平穩過渡。有利於這任務完成的事就去做,該交往的就交往,該表態的就表態,因為我沒有私心,更不謀私利,心中自然沒有什麼顧慮。”因此他也與香港上層社會的名流私交甚密,像董建華、范徐麗泰、金庸、邵逸夫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清楚地記得5歲那年,空襲警報在小城上空淒厲地響起,日本飛機呼嘯著,用機關槍掃射奔跑的人群,投下成噸的炸彈,小城變成了一片火海。敵機飛走後,房屋變成了廢墟,鄰居的阿伯從倒塌的房屋裡爬出來,滿臉是血;暮色中,一具具白木棺材從他家門口匆匆抬過。有時,空襲到來時恰巧他父親外出,全家人提心吊膽,等待父親的歸來……張浚生說:“後來長大了,讀了中國近代史,不僅從感情上,而且從理性上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貧窮落後就要受別人的欺負。”

2月19日,張浚生先生不幸病逝,消息傳到香港,各界深感痛惜。香港中聯辦特發唁電表達悼念之情,唁電中稱讚他,“張浚生同志愛國愛港的真摯情感、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謙遜無私的品德情操、博學多智的文化修養和豁達風趣的語言風格受到香港各界人士交口稱讚。”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張浚生長時間在香港工作,積極參與香港回歸祖國的過程,並對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貢獻良多,對香港有深厚感情,離開香港後仍一直關心香港事務。她對他離世感到難過,並向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這些緬懷,表達了香港各界對張浚生先生的敬重之意與不舍之情。

一直到1985年,張浚生的工作軌跡還沒有與香港發生任何交集。他回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我在浙江大學工作的時候,就注意報紙上刊登的中英談判的消息。後來調到杭州市委,能看到一些香港報紙,對有關香港的問題就了解得更多了,但怎麼也想不到會到香港工作。”

張浚生說,香港回歸之所以能實現平穩過渡,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中國政府對港方針政策的正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在保證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的符合香港實際的策略: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由當地人自己管理。原來有利於香港發展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都基本上得到保留。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的對港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而且是認真貫徹執行的。香港繼續保持了繁榮穩定。第二個因素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內地通過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港人回到內地的所見所聞,增強了他們對回歸的信心。第三個因素是絕大多數港人都是愛國愛港的,他們認同自己的民族,擁護香港回歸,他們對祖國有著血濃於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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